記者|劉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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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官莉王禾彭疆

備受業界關注的深圳萬科前輪值總經理張海濤被指控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一案，于8月18日在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深圳萬科一戰略合作單位負責人鄭得成同日受審，罪名為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行賄類犯罪的本質是“用金錢換利益”，本次的庭審焦點，圍繞張海濤與涉案案名供應商之間的經濟往來，到底是行賄、索賄還是民間借貸而展開。當日庭審持續了約5小時，法院未當庭宣判。

▲張海濤，深圳萬科前輪值總經理。

同學舉報多筆“借款”

張海濤，深圳萬科東區地產公司執行合伙人。在2020年年底離職前，他是深圳萬科的副總經理、“城市更新項目群”的負責人。

據此前媒體報道，萬科集團曾經歷人事動蕩。2016年至2019年間，深圳萬科的總經理人選遲遲未定，在項目操盤層面，包括張海濤在內的3位副總經理，曾輪值擔任總經理。

在萬科集團層面，張海濤屬中高層干部。他的一名好友介紹，張海濤曾擔任萬科旗下數十家子公司法人代表，其做事果敢，尤其在負責深圳的舊城改造項目工作中，善于協調各方關系，并常常直接向位于同一城的萬科集團總部匯報工作，“很多累活、麻煩事，都是他去解決。”

本案中，張海濤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鄭得成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據去年9月29日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深鹽檢刑訴(2021)93號”，2015年至2019年，被告人張海濤在深圳萬科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以“借款”名義，向萬科公司戰略合作單位負責人——被告人鄭得成(掛靠深圳市裕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季某(深圳市某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黃某發(廣東某建設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索要賄賂款共計人民幣1285萬元。

這些“賄款”總計15筆，其中2015年8月至2019年4月，張海濤以“借款”名義向鄭得成索要賄賂，鄭得成通過其本人及親屬洪某亮、鄭某旋、張某偉、王某威等人銀行賬戶，分12次共計人民幣685萬元，轉至張海濤指定的潘某玉賬戶。

另外，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張海濤以“借款”名義向季某索賄，季某通過其本人及兄長賬戶，分2次共計人民幣400萬元，轉至張海濤指定的潘某玉賬戶；2019年10月，張海濤又以“借款”名義向黃某發索賄，黃某發通過其親屬徐某珍賬戶，將人民幣200萬元轉至張海濤指定的潘某玉賬戶。

▲檢察院起訴書。

張海濤之所以被查，源于其安徽安慶籍小學同學王某某的舉報。

張海濤的家人告訴紅星新聞，2015年張海濤欲購一處房產，因限購，他委托在深圳某物業公司當保安的王某某代持后產生矛盾，該同學質疑張海濤資金來源，遂向萬科南方區域監察審計部門舉報。

《起訴書》提到的潘某玉，是深圳萬科的報批報建專員，常為張海濤跑腿。深圳萬科的監察審計人員接舉報后發現，2017年8月21日，潘某玉從其招商銀行賬戶分3次將1500萬元轉至王某某的農業銀行賬戶。此資金為張海濤所有，深圳萬科認為，該金額超出了張海濤、潘某玉個人正常年度收入，二人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

2021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對“張海濤等人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立案偵查。

補簽借據，否認行賄

張海濤被警方從深圳市龍崗區雅園路某小區的家中帶走的時間，是2021年1月13日早上6點多。張海濤的妻子張某娜說，彼時張海濤被萬科集團內部調查數月，“他工資被減半，并被迫離職。”

據《起訴書》，“借款”給張海濤最多的，是鄭得成。

現年60歲的鄭得成是廣東潮汕人，于1980年到深圳建筑工地打工，1996年起開始承接一些小工程。鄭得成的家人介紹，鄭得成掛靠裕燦建筑公司，過去10年間與深圳萬科簽訂了數十個工程合同，累計工程款數億元。

鄭得成的家人稱，鄭得成認識張海濤時，張海濤只是萬科天琴灣項目的一個小領導。鄭得成與張海濤關系不算密切，二人之間“很少聯系”，以至于張海濤后來升至深圳萬科管理層時，鄭得成甚至不知其具體職務。

鄭得成的家人解釋，鄭得成打給張海濤的錢，全是投資借款。約6年前，鄭得成在某工地上見到張海濤，張首次提到萬科有創投項目，稱這些創投項目利潤高，如鄭參加，可拿到10%的年利潤，于是鄭陸續投入了685萬元。

這些錢通過鄭得成及家人的多個賬號轉到潘某玉賬戶，后再轉至張海濤賬戶。張海濤告訴警方，他的借款之所以通過“秘書”潘某玉的賬戶轉帳，是為了“有個見證”。

鄭得成的兒子鄭某鑫告訴紅星新聞，2018年8月15日，潘某玉曾受張海濤之托，代張海濤寫過一張575萬元共9筆借款的總借條給鄭得成；2020年8月，因萬科集團監察審計人員調查張海濤，張海濤又安排她補了總計685萬元借款的各單筆借條給鄭得成。

▲2018年8月，張海濤指示屬下潘某玉，向鄭得成出具借條，注明借款用于跟投。

這些補簽借據中，雙方約定了3年或者5年的借期，且約定了本金年化利率10%的利息。被萬科內部調查后，張海濤于2020年12月將上述本金及利息，從借款賬戶原路轉回。

同一時間補簽借據的，還有起訴書中提到的季某及其親屬借出的400萬元。

“我與張海濤有私交，但從沒一起吃過飯。”季某稱，2015年8月底，張海濤將其約到深圳龍崗萬科大廈的辦公室，稱萬科公司內部有要求管理層跟投的規定，需向其借款100萬元，季某遂將100萬元轉至張海濤指定的潘某玉賬戶。第二年，其兄長又轉帳300萬元至同一賬戶，轉賬備注“借款”。

證據顯示，季某之所以愿意借款，是因為“不好意思拒絕”。2017年，他向張海濤要過借款，但張海濤稱“跟投的錢還沒下來”。張海濤也曾主動向季某解釋，“投款還沒有回，(還款)還需要一點時間。”

季某表示，他第二次借款之所以從兄長賬戶轉帳，是因為他參加萬科的供應商大會時，宣誓不能和萬科的工作人員有資金往來。季某告訴警方，他這400萬元“就是借”，他沒有借此向張海濤謀取競爭優勢，張海濤也從未在項目獲取、驗收等方面，為他的公司提供過任何便利。

庭審焦點：

控辯雙方對“匯總借條”真實性存爭議

落款時間為2018年8月15日“借條”，是本案的核心證據之一。對該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的確認，控辯雙方存在爭議。

公訴人稱，鄭得成使用多人賬戶，以借款名義向張海濤行賄的事實已經查清，雖然鄭得成拒不承認其行賄的犯罪事實，但承認其與張海濤之間有經濟往來，而被告人張海濤、鄭得成二人，都無法就此經濟往來作出準確、統一的解釋，尤其是在控辯雙方都很關心的2018年8月15日的借條上，居然沒有借款人張海濤的名字，這顯然不符合借款的基本特征。

張海濤的辯護人胡定鋒認為，2018年8月15日形成的《借條》與《借款費用統計表》，是張海濤與鄭得成指派公司財務人員和經辦人，對三年多來的借款進行對賬后雙方確認的，如是“賄金”，雙方不可能進行對賬。《借條》未注明張海濤的名字，只是為了規避深圳萬科公司管理人員不得與供應商發生金錢往來(包括借款)的制度規定。

鄭得成的辯護人李揚指出，本案能夠證明案涉685萬元系借款而非行賄款，均有直接證據加以證明，如鄭得成要求張海濤每筆借款都出具了借條、轉款時備注了借款字樣的轉賬憑證、中途雙方對借款對賬后形成的借款統計表、張海濤歸還本息的憑證，以及作為借貸雙方一直堅稱系借貸關系的辯解等等。反之，公訴機關指控張海濤以借款名義向收受鄭得成賄賂則完全靠推定而來，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能夠證明。

在法庭上，鄭得成稱，他被抓后，名下公司陷入癱瘓。在最后的陳述階段，鄭得成稱自己文化不高，但相信法院會給予公平公正的判決，并請懇請法庭把自己“放出去”。張海濤則稱遭萬科集團“少數人”構陷，并請求與萬科集團高層“對話”。庭審中，張海濤對自己的頻繁借款作出如下解釋：因萬科集團對管理層成員設定了“強制跟投”規定，自2014年5月至2020年5月間，他參與公司強制跟投項目40個，參投金額高達4000多萬元。由于自己沒有閑置資金，且“鵬金所”(注：鵬金所系萬科領銜多家上市公司聯袂打造的互聯網金融平臺)的融資成本比較高，為緩解公司項目跟投帶來的資金壓力，于是先后向鄭得成、季某、黃某發借款1285萬元。他從來沒有占有借款的想法，也從未給借款人提供過任何便利，并表示，他在深圳萬科仍有1495元項目跟投款尚未到期分配，到期后可用于歸還其他借款。

此外，在舉證質證階段，張海濤的一名辯護人指出，指控張海濤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關鍵證據，系深圳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九大隊向深圳萬科職員周某的《詢問筆錄》，證人證言與萬科集團南方區域協同中心監察審計部門先前與周鵬的《談話記錄》高度相似。經比對，二者提問方式、順序、標點符號雷同，且存在“誘導式發問”。兩名被告人的辯護人認為偵查機關“克隆”了深圳萬科內部談話記錄方式獲取證人證言，“這樣獲取的非法證據應當依法排除”。公訴人未在法庭上就這兩份筆錄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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